古代(古代)是什么意思

古代-现代汉语反义词词典

古代gǔdài

过去距离现在较远的时代——现代(～文化)

中国古代农书-诸子百家大辞典

中国古代农书

指鸦片战争以前历代有关记述农业生产的著作。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中，就有农家学派，最早的农家著作如《神农》、《野老》等，现在都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子部列农家九家，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上最早著录的农书，以后历代史书《艺文志》子部大都著录农家著作。我国古代农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这在世界农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些农书涉及面很广，它包括大田作物、果树、蔬菜、花卉、林木、蚕桑、畜牧、兽医、水产、农具、农田水利、农副产品加工和贮藏等各个方面，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经过严格筛选，去掉了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农书，共收录农书542种，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收录农书643种，日本天野元之助著的《中国古农书考》，开列目录六百多种，叙及243种。当然，各种类书、丛书、方志等古籍中收录的农书，还没计算在内。根据中国古代农书的内容和特点，中国古代农书大致可分成几种类型：一、月令类农书。它是用月令、时令及岁时的记载体例写成的农书，如《礼记·月令》、东汉崔寔著的《四民月令》、唐韩鄂著的《四时纂要》、元鲁明善著的《农桑衣食撮要》等，另外明代大型农书《农政全书》和清代农书《授时通考》等，都专门辟有月令体例的内容。这种农书实用性强，各项农事都严格按照不违农时的原则周密安排，很受群众欢迎。二、全国性农书。它是反映广大地区直至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元大司农司撰的《农桑辑要》、元代王祯的《农书》和清代的《授时通考》，西汉《氾胜之书》也属于这类农书。三、地方性农书。它是反映某个地区农业生产情况的农书，与全国性农书相比，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南宋陈旉的《农书》、明末清初张履祥整理的《沈氏农书》和清代杨屾的《豳风广义》等。以上3类农书统称为综合性农书。四、专业性农书。它以记述农、林、牧、副、渔某一方面专业为内容的农书。如唐代陆羽的《茶经》，明代黄省曾的《蚕经》、《稻品》、《芋经》，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宋韩彦直的《桔录》，西汉以后流传的伯乐《相马经》、宁戚的《相牛经》等。农具类农书有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宋代曾之谨的《农器谱》，王祯的《农书》有农器图一百多幅，叙述尤详。农田水利类农书有宋代王章著的《水利编》，清代沈梦兰著的《五省沟洫图说》等。畜牧兽医类农书有清代傅述风的《养耕集》等。另外还有蔬菜类农书、花卉类农书、治蝗类农书等。中国古代农书，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状况，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是研究中国农学史的宝贵资料。

中国古代逻辑-诸子百家大辞典

中国古代逻辑

从先秦时期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以正名和论辩术为主要对象的名辩之学或名辩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逻辑可分为先秦时期和两汉至明清时期这两个阶段。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逻辑开始形成并发展昌盛的时期。中国古代逻辑发端于公元前的五、六世纪的春秋末期。名家先驱邓析提倡“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的大辩，反对“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言相伐”的小辩，并以“刑名之辩”开展有关问题讨论，以“两可之辩”教民学讼，培养辩者，开创了先秦时期的名辩之风气。儒家创始人孔子从政治、伦理思想方面提出了“正名”要求，主张“名正言顺”，并提倡一套类推方法：“能近取譬”、“闻一知十”和“举一反三”。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无名天地之始”，唯“无名”方能尽“道”，主张“大辩若讷”，“无名为务”。墨家创始人墨子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最早提出了“辩”的概念，认为“辩”具有明是非、别同异和“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推理认识作用，提出了“名”、“类”、“故”等逻辑范畴，把“明故”、“察类”、“知类”作为论辩的原则和方法，概括了一个重要的逻辑规则——三表说，为墨辩逻辑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名辩思潮历经二百多年的百家争鸣，至战国中、后期，名、儒、墨三家的逻辑思想渐趋成熟。名家惠施注重譬式推论和概念内涵的研究，在“善譬”中阐述以“所知”去类同、推知其“所不知”的类推原则和方法，对概念内涵作“两可”分析，提出“历物十事”探讨名实关系。名家尹文重视对“形名”以及概念种类的研究，认为“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强调“名而无形，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名家公孙龙对“正名”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宗旨；提出了名反映实必须“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实之于名必须“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名实关系必须〔位以〕“位其所位”而不出的正名原则；提出了正名亦即“正其所实”以及“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的正名方法，并以“白马非马”等命题加以解说。公孙龙关于“名”的分析，把先秦名辩思想引向纯逻辑探讨的方向，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期墨家继承和发展了名家、儒家特别是墨子的逻辑思想。建立了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墨辩逻辑学。后期墨家对“辩”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规定，不但提出了“辩”的定义、对象、规则，而且指出了“辩”的作用和目的在于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还提出了“辩”的基础和标准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小取》)。并建立关于“名”、“辞”、“说”等思维形式的逻辑理论和逻辑体系：“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将推理的论式分为或、假、效、辟、侔、援、推七种，并对后四种论式在类推中可能出现谬误的原因作了详尽分析。庄子坚持老子的“无名”论，认为“万物一体”，无须辨别；“是”即“不是”，因而“辨有不胜”，主张取消逻辑论辩。但庄子对逻辑思维提出的诘问和责难，揭露出逻辑思维中的矛盾，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子提出“君子必辩”，强调“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辩则尽故”的原则。为使名“上以明贵贱，下以辩同异”，荀子把名分为单名、兼名、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宜名、实名、善名等种类，并主张“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的概括方法和“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的限制方法。对名、辞、说三种思维基本形式的本质作了系统的分析：“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并提出“辩合”、“符验”、“解蔽”的方法论原理。建立起儒家的“正名”逻辑体系。法家代表韩非从“法治”角度提出“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的原则，辩说要立标准、讲功用。主张“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循名而责实”，强调“众端参观”、“参伍之验”，通过对事物的多方面观察判定认识的真理性及其功用价值。用寓言形式提出“为名不可两立”的矛盾之说，认为两个互相反对的命题不能同真，第一次对普通逻辑矛盾律的基本含义作了阐述。自两汉至明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在学术上独尊儒家，废弃名、墨，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受到阻碍，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探讨过名实关系等逻辑问题。两汉时期的王充探讨论证的方法、要求和作用，提出了一些论证的规则。他强调通过论证来达到辩真伪、证是非、驳虚假的目的。还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不仅重视事实证明，而且重视逻辑证明。魏晋时期，论辩之风一度盛行。先秦名家辩者以及墨家的著作、思想重新被发掘和加以研究。鲁胜不仅对已成绝学的《墨经》作注疏，而且采绪众杂，集为《形名》2篇。他肯定名的作用：“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当时在名实问题上的一场重要争论，是以王弼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之间的辩论。前者承认“言”能表达“意”，但又说“言”不能尽意和得“意”忘言；后者肯定名能辩物、言能畅理和尽意的认识作用。“言意”问题的争论推动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宋代理学家重视方法论的研究。程颢、程颐赋予“类推”以演绎的意义，并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强调“格物穷理，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朱熹明确解说了“类”的本质是“就其异处以致其同，此其所以为同”；指出“类推”是“从已理会处推将去”，并将“类推”看作是“从上面做下来”的演绎法和“从下面做上去”的归纳的结合。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提出一套科学的治学方法，以为“博学而求一贯之方”，在于形成“独见”即假设，进而“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见潘耒《日知录序》)；强调考证时要证据多而有力，不怕反证，甚至在反证面前敢于抛弃已有的“独见”。开始形成了清朴学的归纳论证方法。王夫之则提出了“比类相观”的理论，主张通过对各类事物之间同异伸屈的考察，把握事物的本质，形成正确的概念；主张“名副其实”，提出“克念”，认为“名”是“通已往将来之在念中”的理性认识，是“今与昨相续，彼与此相通”的思维过程，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进行了批判的总结。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古代逻辑具有自己的特色，成为以辩论形名为开端，以正名为重点，包括名、辩、辞、说为内容的名辩逻辑体系。中国古代逻辑不是一家一人之所创或所发展，而是名家、墨家、儒家、法家等相互吸取、共同探究的成果。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所具有的相对性和继承性使中国古代逻辑，无论是在纵的历史过程还是在横的历史阶段，都体现出它的深远而广泛的学术意义和思想影响。然而，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还具有不可忽略的某些方面：首先，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直接受到政治、伦理思想的制约，尤其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制约。这致使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阻碍，例如，秦汉以后，中国古代逻辑就没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学术发展；致使中国古代逻辑远不及西方古代逻辑那样成熟。其次，中国古代逻辑与语言的密切关系造成了中国古代逻辑把认识的逻辑性质与语言属性加以混同的局面，这使中国古代逻辑始终未能走出语言上的混淆和逻辑上的歧义之困境，也使中国古代逻辑未能达到规范化的水平。再则，中国古代逻辑一直囿于哲学认识论的畛域而未能最终独立出来，一般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研究逻辑诸问题，成为一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论证学或一种认识论中的论辩术。总之，中国古代逻辑与古希腊逻辑、古印度因明一起成为世界古代逻辑史上的三大杰作，在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

古代大同思想-诸子百家大辞典

古代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一种包含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蕴的思想体系，反映的是劳苦大众对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与追求。“大同”一词，最早出自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有关记述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就是指的“大同之世”和大同社会的意思，它的主要内含和特征有以下四点。首先，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公有制社会，人们热爱公共财产并为公共事业尽力。没有为掠夺私有财产的阴谋诡计和“盗窃乱贼”。其次，这个社会里没有剥削，而是“男有分，女有归”，人人劳动，各食其力。再次，大同社会没有压迫，用“选贤与能”方式实现管理，推行“讲信修睦”的准则和秩序。第四，人的社会关系是尊老爱幼，怜恤鳏寡，相互友爱，人人平等，生活安定而和平。其中提出的财产公有、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劳动、相互平等这四个方面，是构成大同思想的核心和最基本的特征。这是与私有制度，与剥削压迫制度相对立的社会思想。大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它是历史发展由原始社会进入以阶级对抗为标志的剥削制社会后产生的社会意识。自夏朝、商朝起始，中国历史跨进了奴隶制社会；自周、秦以后，中国又进入了长期的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分裂为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和农民，存在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富贵尊荣的剥削者，过着饱食暖衣的生活；一方面是贫贱卑辱的被剥削者，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样的现实生活，必然会激起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必然会引起少数有见识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否定。这一切反映在思想上，便产生了旨在取代现实社会的各种理想或设想，这样便出现了具有不同内涵表现为不同倾向的大同思想。根据历史考察，自春秋战国以来直到清代，历朝都有记述大同思想的著述与文献流传下来，成为研究两千多年大同思想发展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大同思想的发展，相互间既有历史的继承关系，同时又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生活与斗争，不断补充以新的思想内容。根据内容和表述形式的情况，古代大同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系统。一是根据现实生活，借助诗文及小说等文学形式，描绘生活画面，叙述动人故事，或直抒胸臆，形象表现对大同社会的向往，热情赞扬大同理想。《诗经·魏风》中的《硕鼠》，其中对“乐土”、“乐国”及“乐郊”的歌赞，充分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没有剥削的自由劳动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东晋诗人陶渊明于其所著《桃花源记并诗》中，借助诗文形式描绘了“世外桃源”理想社会的图景。桃花源社会里，没有赋税剥削，人人劳动，民风淳朴，男女老幼，怡然自乐。宋代文学家王禹偁的《录海人书》、康与之于《昨梦录》中写的“西京隐乡”，是继陶渊明之后，运用文学形式表现出的另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的画面。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根据农民起义故事创作的《水浒传》，不仅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描绘出农民武装斗争的故事，更描写了武装割据的农民创立了一个理想国——水泊梁山。梁山泊在“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下，是一片人人平均平等的“乐土”。这里的人“不分贵贱”，“不问亲疏”，大家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实现了农民追求的大同理想。清代文学家李汝珍，也是借助小说形式，展开了对理想中的“君子国”、“大人国”及“黑齿国”社会生活的艺术描写，并赞扬“惟善为宝”、“民风淳厚”的社会，更突出地还宣扬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以上是借文学形式表现的大同思想的概貌。第二，历代一些学者、思想家及政治家，他们在自己的言论和著述中，有的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的对现存剥削制度加以批判，有的则写出了改革现存制度的尝试和构想。先秦时期，前述的《礼运》篇，是借孔子口气表述的大同思想，显然是人们对远古原始公社制度的怀恋与追慕，它对后代大同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图景。儒家学派孔子的“均无贫”及“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思想，与《礼运》篇是相通的。此外，如孟子的“制民之产”及“井田制”的构想；墨家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社会的思想；农家许行的“君民并耕”的主张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大同思想的因素。道家学派老子的“小国寡民”、“复结绳而用之”的思想及庄子的人“与禽兽居”、“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的论述，虽然都是与现实制度相对立的思想，但在其主导倾向上则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幻想。汉代思想家何休从历史的进化观点出发，对公羊家“春秋三世说”作了发展与新的表述。他指出社会由“衰乱世”进到“升平世”，最后达到“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进入理想的大同社会。这思想在后代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有所继承与发展。东晋鲍敬言的《无君论》表达了“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思想，称赞“无君无臣”的社会。唐末产生的《无能子》，书中借狂人之口，揭示出社会分为贫富与贵贱的根源，设想通过提倡“无私无欲”，以期实现回归到“濛濛淳淳”的远古社会的愿望。五代时的道教学者谭峭，提出“均食”、“尚俭”的主张，幻想建立“天下之至公”的理想社会。宋代学者李觏及张载，针对封建土地制度，提出“均田”的改革设想，张载并力图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民胞物与”的人间世界。明代何心隐的“聚合堂”，是以宗族为单位建立农业公社的尝试。清代思想家傅山、黄宗羲及唐甄等，也都在自己的著述中作出了有关大同社会的各种设想。第三个系统是长期封建社会中，历代起义农民在斗争中对大同思想的推动与发展。秦末以陈胜、吴广为首的起义，虽然矛头指向秦王朝的暴政，但从思想上却反映出身处贫贱地位的农民，为争得富贵而进行的平均平等的革命意识。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及五斗米道的兴起，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也反映了农民力图借助武装和政权力量，建立平均平等社会的试验。唐代农民起义，从年号和名号上，表达了平均平等的要求。裘(仇)甫起义以“平”(太平、公平)为号召，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起义自号“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表现出起义农民冲破封建统治(天)，消除贫富贵贱，弥补不平均不平等的人间社会。宋代农民起义不仅继承了前代的斗争传统，更推进了大同思想的发展。如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及钟相、杨么起义，他们“疾贫富不均”，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斗争口号，为实现这一理想，英勇战斗，直到献出生命。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提出的“天用”，即是“公平正直”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反映的则是广大农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大同社会的幻想。历史上这三种不同倾向的大同思想，它们彼此继承又相互影响，共同显示了古代大同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优秀传统。大同思想究其实质，只是幻想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已往的长期封建社会史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压制和禁锢，没有新兴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出现，因而大同思想还只是停留在幻想中的美好愿望，所以大同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人们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也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尽代人民为建立无剥削、无压迫、无战争、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劳动、自由和平的大同社会而进行的伟大尝试，为实现大同理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它的伟大意义是不能磨灭的。大同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和前奏。直到无产阶级的出现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才促进了大同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才指出了把理想变成现实的革命途径。

古代无神论-诸子百家大辞典

古代无神论

无神论是从思想上和认识上否定皇天上帝、否定鬼魂神灵、否定宗教神学以及各种世俗迷信的进步思想和理论。无神论思想是构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神论思想是在同各种有神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已往的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无神论者及思想家，撰写出大量批判宗教神学以及反对各种有神论的文章和著作，反映出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历史持续性及其战斗的传统。古代无神论思想的发展，结合历史的进程，划分为若干阶段，以便于考察不同时期无神论同有神论斗争的形势与焦点，了解不同时代无神论者的历史贡献和成就。先秦时期是无神论思想萌芽与发展的初级阶段。夏、商奴隶制国家兴起之后，对皇天上帝的信仰，对祖先鬼神的崇拜，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神学，它们是奴隶主阶级手中执掌的神权。当神权与君权相结合，便形成为奴隶主阶级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压迫广大民众的统治手段。殷、周之际社会制度的变革，反映在观念上，引起了皇天鬼神观念的变化，周统治阶级建立起新的天命神学，使之成为巩固新兴的周国家政权的神学武器。由于社会生产斗争的进步及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哲学思想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与前进。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揭开了有文字记载的无神论同有神论对立斗争的历史帷幕。这时期重要的无神论者有季梁、子产、西门豹、荀子及韩非等。季梁以“重民”思想与“重神”思想相对立，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表现出重人事而轻天命的态度。西门豹则将巫祝投进河里，破除迷信并解除民间疾苦，成为反迷信的勇士。荀子则是最早从理论上否定并批判天命论的无神论思想家。他于《天论》中，将神化及人格化了的天，还原为自然的天，揭去了附会在天上的神秘外衣。提出“天人相分”的命题，阐述“制天命、而用之”的“勘天”思想，批判“营巫祝，信机祥”的迷信观念。此论是重要的无神论文献。荀子的思想为无神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周、秦以后，历史进入了长期的缓慢发展的封建制社会，反对以天命神学为核心的斗争，使无神论思想包含着反封建的民主性质。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兴起，更加强化了封建的君权与神权的结合。两汉无神论思想便是在反对天命、天人感应的神学及批判谶纬迷信的斗争中，开始了发展的新时期。这时期杨王孙、桓谭、王充、张衡及仲长统等人，在无神论史上成为代表人物。王充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发展了荀子自然天道观，有力地批判了天命神学及谶纬迷信。在形神问题上，否定灵魂不灭说，坚持无鬼神的观点。此外，对神仙、方术及巫术迷信，也有多方面的批判，取得了重要成绩。王充建立了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所著《论衡》代表了两汉无神论思想的最高成就，把无神论思想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由于东汉时佛教的传入及道教的兴起，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反对有神论的斗争面对着新形势。这时期，传统的天命神学与佛教、道教势力相呼应，构成神学及有神论的阵营。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得到皇室及贵族阶级的支持，势力炽盛。“神不灭论”是佛教神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围绕“神灭”与“神不灭”问题，演出了无神论同佛教有神论的激烈论战。无神论者杨泉、鲁褒、鲍敬言、何承天、范缜及刘峻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何承天是天文历算学家、史学家、无神论者。他反对佛教宣扬的报应轮回思想，批判“无形而神存”的神不灭论观点，创造了比喻形神关系的“薪火之喻”，坚持无神论立场。范缜于所著《神灭论》中提出“形神相即”及“形质神用”的命题以及“刃利之喻”，并对形神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彻底批判神不灭论，把无神论思想推向了前进。《神灭论》成为反对佛教神学及有神论思想的战斗宣言书。历史进入隋唐五代时期的无神论者有傅奕、吕才、李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及皮日休等，他们在反对天命神学、佛教与道教的斗争上，面对着新的形势。傅奕为反对佛教曾四次上疏、韩愈曾著《谏迎佛骨表》文，不仅反对佞佛，更深刻抨击佛教的危害。吕才就选宅安葬及生死禄命等问题，表现出破除迷信的坚定精神，李华主张废除龟卜，皮日休否定相术，这些都是对世俗迷信的批判。柳宗元的《天说》及刘禹锡的《天论》，继承了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及天道自然观，发展了无神论思想。他们借助天文学知识，在论述天的自然本质，提出天人各“不相顾”及“天人交相胜”的命题以及否定君权神授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逐渐趋向衰落的阶段，无神论同有神论的斗争也随之进入了后期阶段。宋代思想家张载继承柳宗元、刘禹锡的反对神学天人关系论，进一步从理论上否定了天命神学，对佛教、道教也有理论的批判。明代学者王廷相、吕坤，在否定天的神秘主宰性质、批判佛教及道教的虚妄以及破除世俗迷信思想上，均有贡献。清代则有众多学者于无神论史上留下不朽的功绩，如陈确、黄宗羲、熊伯龙、王夫之、洪亮吉及王清任等。这些学者把无神论同有神论的斗争推向了新阶段。熊伯龙提出的“天之灾异，天不得而主之”及“天不故意造作”等命题，是对“天人感应论”及神学目的论的批判，此外对神仙鬼怪之说的否定，对祸福报应迷信的批判，都显示出坚定的无神论战斗精神，他的《无何集》也是无神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及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推动了近代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中国古代无神论，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形神关系以及各种宗教及世俗迷信，同有神论思想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由于历史及阶级的局限，古代无神论者还不能科学地说明各种宗教神学、世俗迷信及有神论思想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更不能科学地指出最后消除宗教及迷信的途径。尽管如此，古代无神论思想，在反对宗教神学、破除世俗迷信、促进人们认识自然、解放思想、冲脱愚昧、正确理解人生方面，无疑都有着巨大的启发作用和教育作用。无神论思想的历史价值是不朽的，直到今天他在培养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及人生观方面还是极好的历史教材。

成年古代-中华多用成语大辞典

成年古代chéngnián-gǔdài

【释义】：

并列 很长时期以来。元·刘君锡《来生债》1折：“这灶成年古代不烧火，埋上这银子，扒上些灰儿盖着，谁知道灶窝里有银子?”△用于时间。

成年古代-中华成语辞海

成年古代chéng nián gǔ dài

长期以来。元·刘君锡《来生债》一折：“这灶成年古代不烧火，埋上这银子，扒上些灰儿盖着，谁知道灶窝里有银子?”

成年古代-古今成语大词典

成年古代chéng nián gǔ dài

历年以来。元·刘君锡《来生债》一：“这灶成年古代不烧火，埋上这银子，扒上些灰儿盖着，谁知道灶窝子里有银子?”

古代名将传-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古代名将传

1983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收集了十二篇文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唐代以前十四位古代名将的生平、业迹和军事思想。在编写上，史实准确，内容丰富、篇幅短小，图文并茂，是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之一，是一套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

古代著名战役-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古代著名战役

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1982年10月出版。概括地介绍了：长勺之战、泓水之战、城濮之战、桂陵马陵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成皋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肥水之战、采石之战十二个著名战例。书中对各个战争的经过和历史意义均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古代兵法要籍选译-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古代兵法要籍选译

吴如嵩、霍印章选译，1985年5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从历朝有代表性的作品中，摘选了二十一部兵书的个别篇章，选其精要，加以注释，在每篇之前对其书的内容和所选篇章进行了概略的介绍，并对名词术语、典章制度、人名地名，历史事件以及典故和词语的出处等，作了简明注释。是一本中国古代军事著述选读丛书。

中国古代兵法-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中国古代兵法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编，1982年10月出版。他们把中国古典军事著作的精华“七书”，定名为《中国古代兵法》。根据内容的主次和篇幅的长短编为上、下两册，排列顺序与过去略有不同。这是一种军事历史资料读物。本书对“武经七书”作了简介。它对原文进行了校正、对于注解、译文作了必要的删节、订证。并且还增加了有关内容简介、考证及附表。

中国古代兵书杂谈-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中国古代兵书杂谈

王显臣、许保林著，1983年12月由战士出版社出版，1985年3月，解放军出版社再版。本书综合介绍了有关我国古代兵书的基本知识，概括地介绍了什么是兵书，中国最早的兵书是什么，历代共有多少兵书，存留到今天的还有多少，兵书在史籍中如何著录，怎样分类，它们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在世界的影响，今天到图书馆去怎样查找兵书，怎样阅读兵书，以及兵书和兵法的不同涵义等。这是一本中国古代兵法的通俗读物。

中国古代战争一百例-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中国古代战争一百例

武汉部队司令部军事资料研究组编，1979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春伙初期郑国袭击并灭亡胡国的“郑人袭胡”战例选起，直到清朝时期捻军打死僧格林沁为止，共选战例一百一十二例，其中包括近代史上六个战例。一些农民革命战争的战例，因史书歪曲事实而舍弃了原文。编写者意在通过这些战例，来研究和探讨一般战争的指导规律。书中所选战例，包括了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形式繁多。但就其实质而言只有两类，一类是正义战争，一类是非正义战争，肯定和褒彰正义战争，否定和贬抑非正义战争。书中所选战例，既反映了战争指导的复杂性，也能告诉读者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

解放军出版社编缉并出版。这套丛书共约十几种。丛书目的是为更多的同志学习和研究古代兵法提供方便，特别是给军队广大指战员学习、借鉴我国古代军事理论提供方便，以便从中吸收更多营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从1983年起，已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兵法杂谈》、《历代兵制浅说》等。拟每部兵法出一种书。每种书中既录有该部兵法的原文或主要内容，又有分篇或对其主要内容的译文和浅说，同时还对该兵法的作者，成书年代、主要军事思想及其影响等问题作简要介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内容丰富、论述简明。

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

由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和原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的部分同志共同编写。全书共分三册，1981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第一册自“商周牧野之战”至“黄巾农民起义战争”，共十九个战例；第二册自“曹操争夺中原的战争”至“后唐灭后梁的战争”，共十六个战例；第三册自“北宋初期的统一战争”至“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战争”，共十五个战例。本书在战例的选题上，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战争、国内民族战争、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及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适当照顾各个历史时期，选编了一些内容比较丰富、能反映多种不同战争规律的有代表性的战例；在研究的重点上，本书侧重研究战争的军事战略问题，为反映战争的全貌，与战争双方有关的诸方面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措施，也作了简要介绍和若干论述；每一战例的结构，大体上分为战前形势、作战经过、结局和简评，每一战例后面都附有作战经过示意图，便于读者了解战争的形势有过程；对于有关作战双方的重要谋议和决策，则酌引史书原文，以保留其原貌。

中国古代军事著作选读丛书-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中国古代军事著作选读丛书

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辑，1984年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丛书选题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古代的军事专著，而且也包括散于众多古藉中的军事论述，为读者和古代军事研究人员较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古代军事著作提供方便。

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

阙勋吾主编，1985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选收三十七名较有代表性的军事家的传记，加以注释是中国古代名人传记丛书之一。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评传-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评传

傅平安、丁比树主编，张志学校订。1985年8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共126万字。该书收集了从先秦至太平天国共一百名著名军事家的评传。介绍军事家的生平经历，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思想及历史地位。附有作战示意图41幅。

东北古代军事简史-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东北古代军事简史

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编印，作为内部读物于1981年8月出版。本书记述了从先秦到1840年几千年里发生在东北的战争情况，后附大量作战示意图，近代第一部研究东北军事史专著，有一定的理论学术价值。

馆藏古代兵书目录-中国军事知识辞典

馆藏古代兵书目录

某军事单位图书资料部门编。本书分类比较详细。书后附解放前、解放后和港台地区出版的古代兵书目录。收录的兵书虽少善本，但是普通版本的兵书却很丰富，尤其是将古代类书中的兵法资料作了分析著录，增加了本书目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