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君臣)是什么意思

君臣佐使-中华成语大辞典

君臣佐使jūn chén zuǒ shǐ

中医用药，药物起主治作用的为君，起辅佐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和起制约作用的为佐，引药直达病所者为使。《神农本草经》：“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诸子百家大辞典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论社会伦理教育与人际道德规范的五个方面内容。《孟子·滕文公上》：“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注曰：“此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孟子所言五个方面，是儒家倡导的人际关系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五种人伦道德，封建时代称为“五伦”。“五伦”由“五教”和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扩申而来。《左传·文公十八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按，伦，序也。“五伦”为“人之大伦”。孟子认为，只要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男女有别，老少之间有长幼尊卑，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就能很好地理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求得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把家族亲属间的伦理关系，引申到社会政治关系中去，把对父兄的尊敬扩大到对君王和长上的服从，这是孟子的一贯思想。后儒将“五伦”与“五常”相通，谓“父子有亲便是仁，君臣有义便是义，夫妇有别便是礼，长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认为“亲、义、别、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南宋陈淳《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五伦”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对臣民实施教化的主要内容。

君臣-诸子百家大辞典

君臣

《管子》中的重要篇名，分为“上”、“下”两篇，阐述为君、为臣之道与君臣之关系。上篇侧重于谈君与臣各有其责。“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国君的主要职责是“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是要把握事物的根本，进行统一筹划，掌握赏罚等。为臣的主要职责是“专意一心”，处理较具体的问题。“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文中明确提出：“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又说：“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从政治管理学的角度看，明确君臣的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是非常必要的。下篇内容不如上篇集中，谈得较多的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明确提出了“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的命题，提出善于通变的可以为主人，不善于通变的是仆臣的情况是符合“天道人情”的。不论是上篇，还是下篇中，都强调了君主守法、依法行事的重要性，强调了君主的道德榜样的重要性。总结了一些为君、为臣的经验。《君臣》是《管子》政治学说中的重要文章。

君臣-诸子百家大辞典

君臣

《商君子》篇名。君是指国君；臣是指臣民。本篇论述了国君和臣民的关系问题。本篇从等级制度、官吏分工、法令制度的产生，阐述了法治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实行法治，按功行赏，是国家富强的关键。因此，国君实行“缘法而治，按功而赏”，民众就会积极参加农战，国家就会强盛；如果国君“释法治而任名誉”，民众就会致力学习《诗》、《书》，国家就会削弱。作者还认为，对于谈说《诗》、《书》的儒生，游说诸侯的说客，好逞私勇的游侠，要一概排斥与打击，国君不要给予他们爵禄。所以，治国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法治，只有这样，才能“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总之，《君臣》篇所论述的是用厚赏重刑的手段来贯彻重农重战的政策。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诸子百家大辞典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享有国家权力的人不会永远不变，君臣之间的尊卑地位也没有永恒不变的。这句话反映了儒家的德政思想。语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春秋后期，鲁国公族季孙、孟孙、叔孙氏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削弱鲁国国君的地位，出现了“三桓弱公室”大夫执国政的局面。鲁昭公昏庸无道，在他执政的第二十五年(前517年)，“三桓”将他驱逐，昭公出亡，奔走于齐晋，后居于晋之乾侯。事后，晋国大夫赵简子就鲁昭公被逐并死于境外这件事向晋国史官墨提出问题说，鲁国公族季孙氏驱逐其国君，而鲁国民众并不反对，后诸侯国也都支持季氏，终于使国君死于境外，但并没有人声讨季氏，这是为什么呢?史墨说，鲁国国君世世代代骄纵淫佚而失其民，季氏公族世代兢兢业业因而深得民心，所以民众早已忘记国君，他即使死于境外，也没有人怜悯他。然后他总结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规律。这种观点在春秋时代已经相当普遍。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卫献公由于淫佚无礼，被其大夫孙文子追逐逃至齐国。晋悼公就此事询问其大夫师旷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说，或许是卫国国君太过分了。他又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当“百姓绝望，社稷无主”时，“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师旷认为对于不能爱民的昏君，留之无用，驱逐是应该的。这种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儒家代表人物孟轲讲得更为激烈。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这种思想较之君命神授，君命天授思想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殷周以来，奴隶主阶级制造了君权神授、天命不易等说法。《诗经·商颂》中“天命玄乌，降而生商”的神话，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到西周末年，多次发生“国人”暴动，乃至流放周厉王的事件出现。到春秋时代臣弑君、陪臣执国政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所以许多思想家认识到统治者个人的德行对政权的得失，有着重要影响，于是慨叹“天命靡常”(《诗经·大雅》)。这正是对新的历史现实所做的概括。当然其本质还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德政思想。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诸子百家大辞典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天理”学说的思想命题。二程赋予先秦“理”的观念以新的意义，把“理”抽象为世界的本原，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认为“天下只有一个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只有“理”是世界万物唯一真实存在的本体。“理”是永恒的、独立的存在的。他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己?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天理”无穷，并不因统治者的善恶而决定它的存亡，也不因人们行为的好坏而使它发生变化，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远如此。二程“理”的实质内容是封建道德准则。程颢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五)父子君臣的封建等级关系准则是理的根本内容。这是把君权和父权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天理，为封建等级制度作理论论证。同时，也混淆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说成是受封建道德律令支配的统一整体。

君臣父子定位不移，事之常也-诸子百家大辞典

君臣父子定位不移，事之常也

宋代理学家朱熹矛盾观的一个思想命题。虽然朱熹肯定“物极必反”的对立转化思想，也明确提出“柔变而趋于刚，是退极而进；刚化而趋于柔，是进极而退。”(《朱子语类》卷七十四)但是，朱熹和其他唯心主义理学家一样，他的辩证法思想是有缺憾的。他认为在“一”派生“两”之后，“两”即双方的地位是“定位不移”，固定不变的。特别在论及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时，这种形而上学的缺陷就更为明显。他说：“君臣父子定位不移，事之常也。”(《朱子文集》卷十四)强调君和臣、父和子的主从关系是固定不能转移的。即是说封建的等级结构和统治秩序是不能改变的。这就等于否定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观点，陷入了形而上学。

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诸子百家大辞典

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

“谋”通“媒”，媒介；“六者”指“六柄”，即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会”，结合。这句话是说，君臣的结合，是以君主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为媒介的。这是管仲学派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语出《管子·法法》。管仲学派重法、重势、重术。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国君是高贵的，从而尊敬他，并不一定是他的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他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君主靠这种权利来控制臣下，臣下也是眼睁睁地看着君主手里这些权利，来事奉君主。如果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这六种权利在臣下手中掌握一年，那么臣下不忠于君，君也不能把臣怎么样。所以管仲学派认为，国君的权力不能下移。下移，国君的威严会受到损害，国家不能安定。

君臣共道则乱-诸子百家大辞典

君臣共道则乱

“道”在此处指职责、权利。意谓君臣共同行使同一种职权，国家就要出现混乱。管仲学派关于职责分明、各负其责的管理思想。语出《管子·明法》。《管子·君臣上》中说：“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又说：“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就是说君与臣的职责、权限是不一样的，君不应去干臣分内的事，臣也不能去干君应干的事。否则就会发生混乱。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君尊臣卑的局面，是以君的权势造成的。君臣职权不分，君就会失威。君威失则有令不行。有令不行，国家也会发生混乱。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君臣都不得共道。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诸子百家大辞典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

商鞅关于君臣关系的命题。出自《商君书·修权》。原文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意思是说法度是君与臣共同掌握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而权柄是国君一人控制的。商鞅是通过对君臣与法、信、权三者关系的描述，明确了君臣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二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权力集中于君主，不能与臣分享。国君的威信是由权力赋予的。“权制断于君则威”。君主不能把权力让给别人，“人主失守则危”。权力集中于君主一手，是法家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法家主张集权制度的基本理论。

君臣不同道-诸子百家大辞典

君臣不同道

韩非关于君权至上论的一个观点。出自《韩非子·扬权》。根据韩非的论述，大致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君臣地位不同，君主至高无上，独一无二。韩非认为，君主在人世间的地位是与“道”相对应的；臣民的地位是与万物相对应的，他根据“道不同于万物”，推导出“君不同于群臣”，根据“道无双，故曰一”，推导出“明君贵独道之容”。这样在理论上，君主与道就变成相应和同体的关系了，从而为圣化君主、强化君权提供了哲学依据。二是指君臣作为不同，原文谓：“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意思是说：做君主和做臣子的原则是不同的，臣下用自己的主张向君主祈求。君主掌握着臣下的主张，让他们贡献出事功，事功和主张经过检验相符合，君臣上下的关系就和谐一致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是韩非的一贯思想，他特别强调君臣上下的这种不同作为是不能颠倒的，“上下易用，国故不治”。韩非的上述主张，虽然有神化君权的一面，但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封建政治结构的角度看，君主与群臣在政治关系中所担当的角色不同，因而他们之间的性质、功能及发挥功能的方式也必然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君臣不同道”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合理的命题。

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诸子百家大辞典

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韩非关于君臣关系的一个观点。出自《韩非子·饰邪》：“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韩非认为，君与臣并非一条心，君主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蓄养臣子，臣子也同样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侍奉君主，君臣交往的是算计各自的利害，君臣关系是凭算计利害结合起来的。说到这一层似乎还不很清楚，君臣之间到底怎样算计，韩非在《难一》篇中讲透了：“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也就是说，君臣之间的这种算计利害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买卖关系，在《外储说右下》篇中，韩非进一步将这种关系简洁地概括为“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提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买卖关系，韩非要算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人。将君臣关系如此定位，也为韩非主张以术驭臣提供了理论依据。

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诸子百家大辞典

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

韩非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语出《韩非子·内储说下》：“群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是以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顾国患。”韩非认为，君主和臣下的利益相异，所以臣下便不会忠于君主。因此说臣下的利益确立了，君主的利益也就被消灭。故而奸臣往往勾结敌国之兵来除掉国内的私敌，还提出外交上的事情来迷惑君主。这些奸邪之臣只要能取得其私利，就会全然不顾国家的祸患。韩非关于君主和臣下的关系多有讨论，其基本观点是“臣主之利相与异”(《韩非子·孤愤》)。他曾指出君主之利在于“有能而任官”，而臣下之利却在于“无能而得事”，结果便是“主失势而臣得国”(《孤愤》)。韩非的论述有其合理之处，但君臣之间除了矛盾的一面之外，还有一致的方面，对于这后一方面的情况，韩非却忽略不论，显然有了偏颇之处。

不按君臣-中华多用成语大辞典

不按君臣bù′àn-jūnchén

【释义】：

述宾 君，主药。臣，辅药。中医配药，以君臣相配为原则。违反药理，胡乱用药。引申为使用毒药的隐语。《水浒传》111回：“解宝身边取出不按君臣的药头，张人眼慢，放在酒壶里。”△多用于情状方面。

不按君臣-中华成语辞海

不按君臣bù’àn jūn chén

中医处方，以君臣相配为原则。君是主药，臣是辅药。不按君臣，就是违反药理，胡乱用药。引申成使用毒药的隐语。《水浒传》一一一回：“解宝身边取出不按君臣的药头，张人眼慢，放在酒壶里。”

凡与敌战，可密候敌国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谍者以间之-兵法谋略辞典

凡与敌战，可密候敌国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谍者以间之

与敌军作战时，可以暗中等待敌国君臣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然后派遣间谍进一步离间敌国君臣的关系。见于《百战奇法·离战》。

以离间为策略手段，破坏敌人内部团结，目的在于为战胜敌人创造可乘之机。因而离间之计，在古代作战中是常被兵家所采用的一种克敌制胜的有效方法。战国末期，齐将田单在即墨保卫战中打败燕军，就是运用离间之计的一个成功战例。当时，田单担任即墨守将，他乘燕昭王已死、惠王新立之机，利用惠王对乐毅久攻即墨未克的不满和怀疑，派人入燕制造谣言说：乐毅对新王有仇怨，怕杀不敢归国，他以攻齐为名，实欲控制军队在齐国为王，所以故意缓攻即墨；又说齐人最怕燕国另派主将来，等等。燕惠王久与乐毅有矛盾，听此谣言后便信以为真，立即派骑劫取代乐毅为将。乐毅无奈，遂投奔赵国。乐毅是燕国名将，他的被迫离职，不仅使田单少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而且还使燕军将士愤怨不平，加深了燕军内部的矛盾。这就为齐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田单即取得了击败燕军、收复失地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