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玄學)是什么意思
魏晋玄学论稿-诸子百家大辞典
魏晋玄学论稿
研究魏晋玄学的著作。人民出版社1957年初版，并收入《汤用彤论著集》。近人汤用彤撰。是1938年至194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玄学的九篇论文汇集。题目分别为：《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魏晋思想的发展》。分别论述魏晋玄学的产生、流派主旨、特点，王弼、郭象等代表人物的思想特征，以及魏晋思潮和玄学对佛教的影响。论及的言意之辨、本末有无之争、贵无论三派等，多具创见，是研究魏晋玄学开拓性著作，学术价值颇高。
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诸子百家大辞典
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
阐述魏晋玄学历史的论文。刊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版，今人唐长孺撰。全文共7个部分：名教之治的动摇、名理学、玄学的形成、由贵无到崇有、东晋以后的余波、佛教与名教的关系、后论。涉及到魏晋玄学一系列重要问题，如：玄学与名教的关系、玄学家在朝与在野的区分、名教与自然的分合等。通过历史的考察，对东晋以后的礼玄双修之风、内外兼习之业作出正确的判断，澄清儒道佛三家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进一步指出，调合三教而以名教为骨干的思想到了宋代理学才完全形成其系统，因此寻找宋代理学的渊源应从魏晋玄学开始。篇末称，所云名教与自然关系大体本之陈寅恪之说。而作者本人亦多有发明。
玄学-诸子百家大辞典
玄学
《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时期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学经典，是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故称那个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为玄学。魏晋玄学家大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风神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玄学思潮经历几个发展阶段。魏正始年间(240一248年)，何晏作《道德论》、《无名论》，王弼作《老子注》、《周易注》等，主张贵无，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对于有无、本末、体用等一系列重要范畴，这一哲学思潮均有深入论述。认为名教(伦理纲常)出于自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创立贵无论体系。与何晏、王弼同时，阮籍、嵇康主张自然无为，提出“法自然而为化”(阮籍《通老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裴頠反对以无为本，作《崇有论》，认为“始生者，自生也”，“济有者皆有”，与贵无论相对立，形成具有唯物倾向的崇有论。向秀和郭象注《庄子》，认为名教与自然一致，又谓无不能生有，“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据然自得而独化。”(《大宗师注》)提出兼容贵无论和崇有论的独化说。东晋时，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张湛作《列子注》，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已明显受佛教影响。后学者和佛徒大都用玄学理论翻译和解释佛教各派经说，统治阶级也力倡玄佛合流，佛学渐盛，玄学遂衰。
玄学家的教育思想-诸子百家大辞典
玄学家的教育思想
在儒、道两家教育思想互相矛盾斗争与互相吸取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它产生于曹魏时期，流行于两晋，逮及南朝做为独立的教育思想流派，便逐渐消失。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何晏、王弼等人为代表。他们一方面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反对名教及其教育对人的束缚和摧残，要求抛弃名教，崇本息末；一方面又要维护现实的名教礼法制度，调和名教同自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又认为名教教育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提出“名教本于自然”，主张既要“崇本”，又要“举末”。在对待名教及名教教育问题上，持摇摆不定的态度。其理论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便出现两极分化。第二阶段以阮籍、嵇康等人为代表。他们发挥了何、王思想中崇本息末的观点，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公开鄙视名教，主张彻底抛弃名教教育。第三阶段以向秀、郭象等人为代表。他们继承了何、王思想中崇本举末的观点，提出“名教即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等同起来，认为名教本身就是自然的表现。肯定名教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竭力维护儒家所提倡的礼法名教纲常伦理。自然主义和民本主义是玄学家教育思想的根本特征。他们提倡自然主义教育，主张教育应像自然界万物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应遵循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和规律来进行，要循序渐进。他们认为个体身心发展是个自然成熟过程。到一定年龄阶段，个体内在固有的各种品质、机能和特性会自然形成。外在的教育只能起催生和促进作用。王弼说：“不学而能者自然也。”(《老子·3章》注)“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老子·25章》注)“我之教人，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乎自然。”(《老子·42章》注)嵇康主张“循性而动，各附所安”，“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声无哀乐论》)郭象说：“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人间世注》)他们提出了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论。把个体内在需要的追求和满足，视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批判名教教育劝诫士人追逐名誉、地位、利禄、事功的目的。王弼从“名教本于自然”，“崇本举末”的观点出发，认为那些东西是末非本，如兴末息本，则患害无穷。他说：“夫圣智，才之杰也；仁义，行之大也；功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兴此三者，害犹如之。”(《老子指略》)阮籍主张“弃世之众为”，“不与汤武争功”(《大人先生传》)。嵇康“以名位为赘瘤，资财为尘垢”，主张“不仕为逸，游心于道义，偃息乎卑室，恬愉无愕而神气条达，岂须荣华而后贵哉”(《答难养生论》)。他们重视养生教育，争取在有限而短暂的生命中充分地占有和享受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是玄学家的教育价值观和人生观。嵇康的养生教育思想尤为全面、系统、丰富。他认为养生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修养心性，来保神全身，延长生命。所谓“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养生论》)。他主张养生应从形神内外两方面进行，因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养生须“使形神相亲，表里相济也”(《答难养生论》)。并主张养生需从节欲、服食、运动等方面进行。审美教育也是玄学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们提出的许多命题和原则，如形神相须、以形写神、情性统一、得意忘言、任性自然、气韵生动等等，直接成为美学与美育的重要命题和原则。他们认为在美的创造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发现，多方面的才能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分裂的发展。把审美教育视为实现其教育目标——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最佳途径和方法。在教育内容方面，他们把治学兴趣转向“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以“三玄”代替“六经”。对经学持怀疑批判态度。认为“六经”是“陈迹”，非万世“应变之具”。认为“六经”宣扬的礼法名教是当权者用来束缚百姓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工具，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六经教育是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破坏，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在教育途径和方法方面，他们提倡“无为”、“不言”之教。所谓“无为”之教，不是不要作为，而是主张顺应自然，依照个体身心发展的自然法则和规律施以相应的教育。王弼认为教育是非强使人服从的违反自然本性的过程。因此，“无为教育”就是“则天成化，道同自然”(《老子42章》注)。嵇康主张“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自然)为师友”(《答难养生论》)。郭象认为“无为”，即善为而不强为，“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马蹄》注)。“性之所能，不得无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外物》注)。在无为教育中，施教者“无心而顺乎自化”。(《天地》注)。受教者“率性而动”，“任其自为”(《宥》注)。所谓“不言”之教，包括“寻言观意”、“寄言出意”和“得意忘言”、“存意忘言”两个方面，并非反对一切文字材料的学习，而是反对经学教育“立言垂教，寄言传辞”，重文物制度考订训诂，拘泥章句文字之学，繁枝缛节，琐碎迂谩，不明其本，不达其意的做法。主张达意需要通过言语文字、概念范畴，培养人的达意能力离不开文字材料和知识的传授与学习，但重点不在“言”，而在“意”和达意能力的培养。他们崇尚理性，不重视语言文字知识的掌握，而重视思维品质的训练和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玄学教育思想影响下，魏晋时曾将玄学家的注经在国学中列为学习科目，设学官传授。逮及南朝便出现了传授玄学的专门学馆。如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令何尚之立玄学。魏晋南北朝学校教育内容虽然仍以经学为主，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但与汉代经学大不相同，已是玄学化的经学。何晏《论语集解》、王弼《易注》、杜预《春秋左氏传注》，深受时人推崇。玄学家崇尚清谈、剖析义理、得意忘言。受其影响，魏晋南北朝经学家教学时也采用开讲座、倡辩论、著义疏等形式和方法。开辟了清谈论辩、开放创新、简约博通的一代新学风。可见玄学家教育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对其应予以历史的肯定。
魏晋玄学-诸子百家大辞典
魏晋玄学
指魏晋时期杂揉儒学与道学的学术思潮。它因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三部号称“三玄”之书而得名。玄学产生于曹魏时期，流行于两晋，逮及南朝做为独立的学派便逐渐消失。其创始人为何晏、王弼，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向秀、郭象、裴頠等。玄学家大多是所谓名士，以出身门第、容貌、仪表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魏晋玄学的内容很丰富，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更为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宇宙观方面，玄学家据老庄哲学中的“有无”讨论了世界的本原问题。何晏、王弼接汉代黄老学派的余绪，建立起以虚无、无为为本的贵无的本体论。何晏认为“无”乃宇宙万物的本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晋书·王衍传》)，“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列子·天瑞》张湛注引)王弼也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由此，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王弼还从本末、动静、一多、体用等方面论证玄学贵无本体问题，从而改探讨现存万物的变化为探讨万物存在的根源，使秦汉时期的宇宙生成论转变为魏晋时期宇宙本体论，开创了魏晋玄学这一哲学思潮。崇有论者却反对贵无思想，否认无能生有。郭象直接继承王弼的唯心主义本体论，著《庄子注》，把“无”推向极端，认为“无”即空无的“零”，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思想，说：“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不同意王弼提出的无能生有、万物之上还有个“无”的本体的观点。裴頠还著《崇有论》，指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否认“无”能生万物。在教育方面，玄学家集中讨论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玄学贵无派人物一改先秦老庄崇尚自然反对礼教之特征，调和儒道之名教和自然。王弼从本末有无的哲学本体理论出发，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本于自然”，反对把名教规范与自然对立起来。嵇康、阮籍基于其反对司马氏集团宣扬的虚伪礼教，虽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讥讽虚伪的礼法之士是寄生于裤中的虱子，认为儒家之徒借用“诈伪以要名”的礼法是“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但他们并非反对维护封建伦理的名教，而是强调真正礼乐教化的有效性。详见“玄学家教育思想”条。逮及郭象不仅不同意将名教同自然对立起来，而且认为名教完全合于人的自然本性，“仁义自是人之惰性”。强调儒家之名教即道家之自然。魏晋玄学中，还曾发生过诸如才性四本、儒道异同、孔老优劣、圣人有情无情、声有无哀乐及性情关系、生死关系等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无疑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是有贡献的。魏晋玄学是秦汉以来学术思想变化、思辨水平提高的必然产物。它较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更为精细，建立起了自己的本体论体系，提出了有与无、本与末、质与用等基本的哲学范畴，深入探求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从而更加深刻地思考和回答问题，推动了我国古代关于宇宙本体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影响深远。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