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墨家)是什么意思
墨家-诸子百家大辞典
墨家
战国时期诸子学派之一。《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人们常以墨家同儒家对举。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初期的墨家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思想为核心，与儒家相互驳难，从而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战国后期的墨家基本消除了墨子学说中的宗教迷信思想，在认识论、逻辑学及光学、力学、几何学等学科领域都有一定成就。早期的墨家既是学术流派，又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和共同政治任务的社团。后期分化为东方之墨(相里氏之墨)、南方之墨(邓陵氏之墨)和西方之墨(相夫氏之墨)三派。西汉以后，由于官方崇儒抑墨，墨家渐渐衰微。至清代中期，墨家及其学说才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但作为独立学术流派和社团的墨家早已成为历史，不复存在。
墨家三派-诸子百家大辞典
墨家三派
战国时期墨家的三个流派。亦称“三墨”。《韩非子·显学》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按后世的说法，相里氏之墨即东方之墨，相夫氏之墨即西方之墨，邓陵氏之墨即南方之墨。
后期墨家逻辑-诸子百家大辞典
后期墨家逻辑
后期墨家是一批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名家、儒家特别是墨子的逻辑思想，在《墨经》中系统阐述了“墨辩逻辑”，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使中国古代逻辑在理论和体系上都达到了较为完整的程度。由于后期墨家逻辑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故它亦称“墨辩逻辑”。《墨经》最早从逻辑的角度给“辩”作了明确的规定。“辩”是对同一主项或论题的是非之争，其对象不是两个，而是一对矛盾命题。这种命题必有不当者和当者，而“辩”就具有分清是否和胜负的论证性质。这深刻地表明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基本思想。“辩”的目的和功能在于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等，而“辩”的基础和标准在于“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小取》)。《墨经》提出了关于“名”、“辞”、“说”等思维形式的逻辑理论和逻辑体系。“名”具有举实的作用，“举”是“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因而“名”具有反映事物本质(“故”)或属性的概念性质。《墨经》提出了类之相异须以同一本质属性之偏有和偏无为标准的分类原则，并根据名的外延大小分为相当于范畴的“达名”、相当于普遍概念的“类名”、相当于专名的“私名”。《墨经》认为，“辞”(论题)的作用在于“抒意”，因而，“辞”和“言”既表示语句或命题，又是表示理性思维(心)所产生的思想(“意”)的命题和判断。“辞”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种类，例如，“尽”即“莫不然也”，相当于全称；“假”即“今不然也”，相当于假言；“或”即“不尽也”，相当于特称；“必”即必然，等等，从而揭示了“辞”的单称肯定与单称否定、单称否定与全称肯定的矛盾关系。《墨经》阐明了词项的周延理论，如“乘马”之“马”不必周延；“不乘马”之“马”必须周延。《墨经》指出，“说”的作用是“出故”和“明故”，即“以说出故”之意。“故”是“辞”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或条件。“说知”是以“亲知”和“闻知”得到的一种演绎推理之知。“立辞”应具备“故”、“理”、“物”，相当于直接原因、一般规律和同类事物之例证这三个前提。这揭示了墨辩逻辑中“立辞”(论证)的基本过程和形式——三物论式。它要求在基本属于演绎的论证中包括举类的归纳因素。《墨经》初步总结了“或”、“假”、“效”、“侔”、“止”和“辟”、“援”、“推”等具体的演绎论式。前五种论式分别相当于形式逻辑演绎推理中的选言推理、假言推理、直言推理、复杂概念推理和对当关系中矛盾命题的直接推理；后三种论式相当于三种直接的推式。这些论式使《墨经》的演绎理论和体系更加充实和完善。《墨经》在归纳方面，提出了朴素的简单枚举的思想。通过阐述“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的正名理论，《墨经》进一步揭示了同一律原则；在揭露“以言为尽悖”等包含逻辑矛盾的命题中，进一步反映了矛盾律原则。《墨经》专章讨论了辟、侔、援、推等论式中的逻辑要求和防止逻辑错误的一般原则，指出词有多义(“多方”)、类有大小同异之殊(“殊类”)、故有充分和必要之异(“异故”)是导致逻辑错误的重要原因。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墨家的教育思想-诸子百家大辞典
墨家的教育思想
墨家是春秋战国之际颇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在当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其创始人为墨翟，后学中杰出者有禽滑釐等人。墨子及其高足禽滑釐虽然都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但却不囿于旧说，敢于创新，建立了与儒家完全相对立的墨家私学。墨家的教育宗旨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这是墨家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思想中“一以贯之”之道。墨家的教育目的，是期望通过教育使为君上者成为兼爱之君，百官成为为民兴利除害之官，农与工肆之人成为各善其事者。从而实现天下人皆“兼相爱，交相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理想社会。墨家的教育对象虽然包括“王公大人”，但主要是指“徒步之士”。他们看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如《鲁问》篇中有一段记载：鲁国南边的乡野有个叫吴虞的人，他冬天做陶工，夏天耕作，自比于舜。墨子闻名而特地采访了他。吴虞不客气地对墨子说：“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墨子反问他：“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结果，吴虞只好回答：“教人耕者其功多。”充分肯定了教育对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他们主张要给劳动者以教育。墨子说：“凡天下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所以，墨家私学招收的学生多数是来自于社会中、下层，大部分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者。这是墨家私学与儒家私学的不同点之一。墨家私学的培养目标是“贤士”或“兼士”。所谓“贤士”或“兼士”，即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者(《墨子·非命下》)。墨子把道德教育放在培养“贤士”或“兼士”的首位。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墨家所讲的道德，虽然也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方面的伦理道德，但更为强调的是做一个“贤士”或“兼士”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其具体内容：①要“知义”。所谓“知义”，即是要懂得“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具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崇高理想。他们认为衡量一个人的藏否，主要看他的言行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谓“不仕无义”。②要“言必信，行必果”(《墨子·兼爱下》)。“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提倡“君子以身戴行”(《墨子·修身》)。要言行一致。③要具有刻苦耐劳，以自苦为快的精神；要具有舍己为人，乃至损己而利人的精神；要具有为天下兴利除害，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即“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孟子·尽心上》)。所以“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施踵”(《淮南子·泰族训》)。④要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墨子说：“志不坚者智不达。”(《墨子·修身》)意即没有坚强的意志与毅力，就不可能用理智去克服感情，只有用理智克制感情，才能成为一个知义、行义而道德高尚的人。墨家十分重视智育。不仅重视智育，而且扩大了智育的内容，把自然科学知识引入教学。这是墨家教育思想与儒家教育思想又一不同之点。《墨子》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科教著作，是墨子及其后学者的一部教育与教学的言行录，或者说是墨家的一部基本教科书。仅就《墨子》一书看，墨家在教学内容上确实涉及了广泛的科学内容。其中有关于逻辑学、力学、光学、几何学、军事学、机械制造等方面较系统的科学知识。墨家把传授科学知识与技能做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与内容，充分发挥教育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这是很可贵的。墨家把教学论建立在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强力而为”、“察类明故”及重视实验等教学原则与方法。他们认为人的知识来源有三条途径：即“闻知”、“说知”、“亲知”。所谓“闻知”，是指由他人传授而获得的知识；所谓“说知”，是指经过推理而获得的知识；所谓“亲知”，是指根据个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而获得的知识。从而提出了他们的三表法。三表法既是他们的教学方法论，也是他们基本的教学原则和方法。第一表是，认识与研究万事万物或教学，必须“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上》)。就是说，判断事物或论说必须论证有据。而古代圣王和历史文献记载的间接经验却是有力的证据。第二表是，认识与研究万事万物或教学，必须“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非命上》)。就是说，判断事物或讲说仅凭古人的间接经验还不够，还必须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能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认识与研究万事万物或教学，必须“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就是说，只凭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来判断事物或讲说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同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看它是否有实际效用，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墨家的三表法虽然有它的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也有不严密、不科学的地方，但却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求实精神与批判精神。对中国古代教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墨家十分重视逻辑思辨，并把它运用到教学中去。墨家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上的最大贡献，是他们明确地提出了“察类”和“明故”这样两个具有科学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概念。所谓“察类”，主要是区别同类和异类。只有“察类”(知类)，才能了解事物之间的区别。但“察类”(知类)是为了进一步“明故”。所谓“明故”，即是追求原因，掌握“物之所以然”之理。只有“明其故”，才能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他们主张当学生不满足于知其然，而要求知其所以然时，教者就必须做“明故”的工作。墨子说：“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墨子·非攻中》)所以，墨子在教学中，十分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讲述各种事物变化的原理，善于运用抽象、概括，即归纳、总结的方法，讲述某些科学知识，揭示某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规律。墨家教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他们依据其认识论建立的教学论认为，人的知识的获得，品德的修养，才能的增长，完全有赖于自强学习和实践。所谓“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极力主张“强力而行”，“强力而为”。他们提倡“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所谓“君子力事日强”，“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墨子·修身》)。主张独立思考，“述而且作”。所谓“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儒墨两家虽然都主张力行、强为，但墨家所谓的行与为，同儒家所谓的行与为，其内含有很大变化。儒家所谓的行与为，主要是指政治伦理道德行为，而墨家所谓的行与为，却包括了参加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墨家教学论的另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他们十分重视科学实验，其中包括实际观察与实际操作。墨子曾有效地运用了实验教学法。他在光学研究与教学上，就曾带领学生进行过多次实验，从而使学生掌握光的照射、物体的阴影、倒影以及球面镜的有关知识。关于影的大小原理，亦是墨子带领学生通过“立竿测影法”的实验，并经过反复观察而得出的结论。总之，墨家代表了新兴自由手工业者、农民和小私有者的利益与要求。在他们的教育实践与思想中，洋溢着“济人利事”的精神，含有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教育与教学理论的发展，尤其对中国古代科技与科技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墨家的教育思想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直到近代才引起一些学者们的注意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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