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公元前1046年初，周武王率领军队长途远征，讨伐商纣王。 在仅仅一个月时间内，崛起于西隅的“小周邦”就迅速消灭了“大殷商”而成为天下共主。
这个成功似乎来得太快了一些，大大超出了周人的预期。 以至于在改朝换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殷、周过去的尊卑格局仍然深深地印在周人的心目中，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大邦，仍然定格在“殷是大邦、大邑，而周是方国、小邦”的传统记忆中。正如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所说的：“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在这里，周人虽然自豪地宣示上天护佑周人，但是他们很久不敢忘记自己是小邦。 在西周几代君主的意识中，始终铭记着“小邦周”代替“大邑商”的戏剧性转变，反思何以小邦可以轻易取代大国，大国何以会一败涂地。
因而周人自称小国、小邦，应当不是无病呻吟，也不仅仅是思维惯性，更主要的是自警、自诫。 正如周公摄政以后教导周武王少帝康叔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召诰》）而又告诫召公说：“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尚书·君奭》）而周公自己得出的结论则是：“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
周公作为先王圣贤，儒家先驱，从他发自肺腑的言论中，我们是能够看到当时周人内心的焦虑的：一方面看到了自己的胜利，但又担心这种胜利不能长久。 因此，周朝初期的君主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才反复强调要镜鉴前代的盛衰、治乱，反思桀、纣淫乱败亡的教训，承继禹、汤明德隆治的经验。 正如《诗经》中所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
周是一个小邦，要灭商，靠的是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万民附焉。《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被囚羑里，放归后“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看来，天命必须和人事相配合，不尽人事，仅信天命，灭亡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尚书》中说：“天命靡常，惟德是从。”“天命”是存在的，天佑王命也是不容怀疑的，但夏、商、周三代更替的事实摆在面前，使周人不得不怀疑“天命”的永恒。 所以才有了“天难谌”、“天不可信”、“天命靡常”这些自警的说法。
周人也相信，殷商当初推翻夏朝的暴政是享受“天命”的，可是其不修道德，荒芜朝政，弄得民怨沸腾，众叛亲离，最终亡了国。 所以，“天命”是不会永远庇护一族一姓，而总是垂青那些布施德行的君主，临幸那些政治昌明的王朝。天命存在，并不代表享有“天命”是随意的，更不意味着是永恒的。“天命”和“人事”是有感应的，只有那些尽了“人事”的王朝，只有那些坚持“修德”的君主，才配永远享有“天命”。 周人一开始就是从小邦周（对于大邦殷）的道德性来确立其取代商殷的合法性。“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尚书·蔡仲之命》）上天昭示的秩序、安康与德具有同一关系，德与善可以使王朝实现“治”，而暴和恶则使社会陷入“乱”，所以治乱的根本在于“德”。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上天为什么会钟情于“德”呢？ 据《金縢》记载，某年秋日，“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 （《尚书·金縢》）从节令、风力来看，这其实就是一场龙卷风造成了自然灾害。 但周人认为，这是上天在发怒，在为周公鸣不平，“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因为成王曾经怀疑、冷落周公。 从上天为德发怒警戒世人来看，德乃是天的本质要求，一旦人间有“不德”之事，上天就会降下不祥之兆。
《酒诰》中说：“兹亦惟天若元德。”《召诰》中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看来，上天只会嘉美那些有大德之人，君主以德祈天，表明皇天眷顾周人的中介是德。 因此，德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有德之人可以登上天庭。
那什么是“德”呢？按照《说文解字》对“德”字的解释：“外得于人，内得于己”。 段玉裁注释说：“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 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俗字假‘德’为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意思是说，“德”是一个“个人”和“社会”相统一的概念，指的是内心的仁善修养和外在的惠爱行为。 对个人来讲，“德”是一种品质、一种修养，是安身立命之本。 对国家社稷来讲，修德能够德化天下，治国安邦，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维护统治的必需。
我们可以看到，“德”，作为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一开始就有着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体”，是目的，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另一方面是“用”，是手段，是维护统治的策略选择。 前者是“修身养性之法”，后者是“君人南面之术”。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说得就是道德本身具有政治、事功的一面，修德，不是像后来孟子所说的关在屋子里面“养浩然之气”，而是同“得天下”的政治抱负结合在一起，因此带有政治谋略的痕迹。 正因为此，《史记·周本纪》中说，周文王回到西岐以后“阴修德行善”。 修德行善本是光明正大之事，何以偷偷摸摸？ 太史公妙用一“阴”字，亦在点出其政治的方略。
其实，西周初期强调“修德”、“敬天”、“保民”，仍然是政治的需要，是政治策略的选择。看重的是德之“用”，而非德之“体”。商朝的灭亡让周朝看到，民心向背在改朝换代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武王伐纣的战争状况就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影响力。《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远征商纣，纣王也发兵七十万抵抗，“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 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在司马迁笔下，这场战役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商纣军队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投降情绪，似乎他们早已作好准备，单等武王到来。 即使根据《尚书·周书·武成》中的说法，商人一度为纣王浴血奋战，两军决战异常惨烈，以致血流漂杵，但是《武成》确实也提到商人阵前反戈，“前徒倒戈攻于后”。 由于商人阵前反戈，帮助周人在一天之内打败纣王，使武王顺利地夺取了天下。
正是这种思路，周人的信仰较之商朝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眼睛不再百无聊赖地盯着天上的“宾帝”，而是开始关注世间的事情。 于是，殷商天命神学意识形态的坍塌，迎来的是周朝“郁郁而文乎”的天下大治。 德即得，有德才能得；无德则无得。 播种着“德”，即收获着“得”，这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之路。 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文乎哉，吾从周。”（《论语·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