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线会不会相交？——“阴阳”思维VS线形思维（之一）

我们前面说过，西方是海洋文明，四周环海的颠簸生活让他们非常看重外在的自然世界，而不是关注自身。远古的西方人也对这个世界进行推测和解释，但他们的思路却和我们东方人不一样，他们想找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根基”，总想找到一个最终的东西来解释这个世界。所以，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都在仰望天空，都在苦思冥想这个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说：“水是世界的本原。”这个推测可以理解，西方人四周都是水，很容易联想到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水构成的。后来赫拉克利特说“火”是世界的本原，恩培多克勒说“种子”是世界的本原……总之，他们所认为的“本原”都和生产资料有关，表现了古希腊人对生存的焦虑，对自然的敬畏。
到了后来，西方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心灵，但他们始终都没有改变线形的思维结构。比如柏拉图说，“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由“理念”引发出来的。什么是“理念”呢？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柏拉图说，“桌子”这个概念就是理念。现实中，我们之所以把所有的木制的、有四个腿一个面的东西称之为桌子，是因为它们“分有”了“桌子”的“理念”。但现实中的桌子都是不完美的，因为它们只是“分有”了“桌子”这个“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占有了全部。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形是完全符合几何学上的概念的。无论我们怎么小心翼翼地摆弄手中的直尺和圆规，总是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破绽。就这样，西方人在线性思维的鼓动下，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又构造出一个世界来，那就是理念的世界。
在西方人眼里，要进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数学了。因为数学最典型地表达了线形的因果思维：给一个支点，就能按照逻辑推导出结论。起点是给定的，推论的过程又是符合逻辑的，结论也就是必然正确的了。所以，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是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这就是西方人的线形因果思维。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听一听西方人说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句式几乎都是“因为……，所以……”，逻辑性极强。正是这种思维使得西方产生了科学，当然也产生了宗教。
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宇宙！但这种思维模式里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支点在哪里？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得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
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由上帝来保证了。
就这样，在西方的科学思维模式里，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科学理论的角角落落。没有上帝，西方所谓宏大的科学大厦就面临坍塌。原因就在于这个支点。上帝要来保证这个支点的正确和恰当。一旦支点受到了怀疑，科学大厦就立即会坍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完美的善”，还是牛顿的“第一推动者”，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宗教和科学，不是相互冲突的东西吗？在中世纪，不正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教会运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吗？其实这正是我们东方人最大的误解。西方的宗教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宗教，就不会有科学；没有科学，估计也出现不了宗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①
正是对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坚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科学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西方的文明史和科学史上演绎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从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观天象掉入坑中，到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的最后请求，再到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还有爱因斯坦临终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通过掷骰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②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近乎病态的“求真”精神和热情向自己的有限性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来回赎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
①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毕达哥拉斯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曾举行“百牛大祭”，即杀掉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学说。“百牛大祭”在西方科学史上传为佳话。很难想象，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古代社会，竟然杀掉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在当时毫无实际用途的数学定理。这个事件足以表明，对现实生活具有实际用途的科学，一开始并不产生于功利欲求本身。阿基米德，这位古希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当罗马大军攻陷叙利亚城的时候，他正在沙地上演算着几何题。面对着敌人明晃晃的兵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镇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后一个请求：“别踩坏了我的圆……”而布鲁诺为了确立“日心说”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理论，在其生命的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理论，布鲁诺不断遭受处分、监禁、开除教籍，直到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在鲜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