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间最短的不是直线

在几何学上有一个公理：两点间直线最短。 也就是说，将两点连接在一起，直线的距离是“最经济”的。 这种思路也形象地道出了西方人的直线思维。 所以西方人很重视“规矩”，所有的人都要按“规矩”办事。 对国家而言，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律；对个人、团体而言，最大的“规矩”是契约。 总之，整个社会都要纳入“规矩”，杜绝人情，杜绝偶然因素，以实现方方面面的“最经济”。
而受“阴阳”思维的影响，中国人的“规矩”意识却是淡泊的。 阴阳相反相成，变动不居，且互相纠缠，弯弯曲曲，哪里会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规矩”呢？ 即使有“规矩”，也应该是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怎么会直来直去，不讲变通呢？ 西方人说“两点间直线最短”，我们中国人则说“欲速则不达”，两点间最短的恰恰不是直线。 看似“最经济”，可能离目标会越来越远，而最有效的，恰恰是那条弯弯曲曲的迂回的道路。
所以，我们中国的智慧最讲究迂回——歪曲着前进。 歪曲是策略，前进是目的，迂回之术可以说是刚柔相济的贴切运用。 远行之人，前有高山挡路、石头绊脚，自然会想办法绕过去，或动脑筋另辟蹊经。 这种做法应用在人情世故里，便是绕着圈子达到目标：有些话不能直言，便得拐弯抹角地去讲；有些人不易接近，就少不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要投石问路、摸清底细；有时候为了使对方减轻敌意，放松警惕，我们便绕弯子、兜圈子，甚至“顾左右而言它”，将其套牢。
文化大师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求人办事，从来不会像西方人“此来为某事”那样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很不风雅。如果是生客就更显得冒昧了。中国人向来讲究在“察言观色”上做文章，就像写八股文一样，有着启承转合的优美。 不仅有风格，而且有结构，大概可分为四段：①
第一段是谈寒暄、评气候。 诸如“尊姓”、“大名”、“久仰”、“夙违”及“今日天气如何”皆属于此类。 林语堂称之为气象学的内容，在此起“来则安之位，安而后情定”的作用，即联络感情。 这些内容在人们的生命空间中确实也有很大的共同性，不至于遭到抗拒。
第二段是叙往事、追旧谊。 这就更深一层了，要从大众皆有的生命空间过渡到彼此较为特殊的那一块，是深入的过程。林语堂戏称之为“史学”。 “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是感情便融洽了。 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适之，甚至辜鸿铭、林琴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这一段做得好，双方感情可能会有真正的融洽。
第三段是谈时事、发感慨。 这可是政治学了。“感情既洽、声势斯壮”，于是便可联手出击，可进入“侃”的境界。 纵横的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月三王草将马二弓马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 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年到几年之统计。 比如你光绪三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三十三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三十三年。”这一段做得好，感情更为融洽，声势又壮，甚而至于相见恨晚，到了两胁插刀的程度。 至此，可认为到了陡然下笔、相机言事之际。
于是，这第四段就叫经济学——奉托“小事”。 可客气地起立，拿起帽子，然后兀而转来道：现在有一小事奉烦。 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吗？ 可否请写一封介绍信云云。 这一段要自然随意，不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或使对方觉得自己该欠他多大之情。 而是要利用前叙铺垫，陡然收笔，总结全文。
这种迂回之术，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兜圈子”。 看似复杂，其实中国人早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运用的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凡是深得此理的人，则会左右逢源，到什么地方都招人喜欢。 而那些不善于此道的人，则被我们称之为“一根筋”、“直肠子”、“碰到南墙不回头”，定会四处碰壁，没有好的人缘和人际关系。 这种处世观，这种“迂回与进入”的思维，正是那个“阴阳鱼”所打造的。
再讲一个故事。据史书记载，明代嘉庆年间，有一个“给事官”名叫李乐。此人刚正不阿，清正廉洁。 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儿了，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上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 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 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他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 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 如果他不顾情势，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自己可能也难脱连累。这个方法的使用真是巧妙至极。 李乐不懂得人际对局过程中“润滑当先”的道理，不懂得迂回之术，连自己的学生都不如。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但中国又是一个不讲太多“规矩”的社会。 当没有了外在约束，一切都要靠人的“脑袋”的时候，如何处世确实就是一种智慧和一门学问了。 西方人讲规矩，你再有这种智慧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施展的空间。 因此，与其说西方人的“契约意识”没有滋生中国式的这种处世智慧，还不如说，西方人的这种“守规矩”的精神取消了中国的处世智慧。 相反，信奉“阴阳”思维的中国人对“规矩”很不感冒，中国人也不相信“规矩”，这就为中国式的处世智慧搭起了一个施展的舞台，提供了一个发挥的空间。 在中国，人不可不讲究迂回，无迂则不亲和，不亲和则会孤立，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① 林语堂：《冬至之晨杀人记》，载《林语堂文集》，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